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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治的藝術:「玩兒國家」的日常政治

趙致洋​ /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助理編輯

羅金義​ /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月前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精選有關崛起過程中中國和世界要直面的三十多條問題,解答者都是美國炙手可熱的中國研究專家,大部分來自哈佛大學,星光熠熠,以深湛學問慶祝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立60年。如果說,三十多條問題都關涉到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主編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就提醒大家,「過去」之所以重要,因為即使幾百年來中國幾經劇變,我們今天看到的,都可以從歷史中關注到好些奇妙的延續;而最令人訝異的,對歷史特別著緊的正正是中國共產黨本身。

費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作為中國史教授,對歷史的智慧當然特別瞭解。他本人撰寫的鉅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管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說的故事雖然發生在明、清時代,但假如讀者不能從中領略一些睿智去觀照目下國情,就不無遺憾了。這部鉅著在去年年底出版之前數月,宋教授曾經訪問香港,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有幸邀得他發表演講,偌大的講堂座無虛席。說着流利普通話的宋教授,用就着著作的內容深入淺出地給大家說了三個發生在福建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關於泉州一個姓顏的軍戶。男丁被朝廷抓兵本來是苦惱的事情,後來顏家與為他分擔義務的貼戶朱家,透過「合同」方式,將當兵之責都放到一位朱姓子侄身上;付了賠款,顏、朱兩家的兵役就由這朱姓子侄的後人世代承擔。而朱的後人也非省油的燈,懂得要求提高「工資」才服役,「合同」的細節一代比一代訂得詳盡。宋教授要我們注意的是:顏、朱兩家考慮的選擇不是「被管治」還是「不被管治」,而是怎樣將「被管治」去「優化」(optimized)。細看那些是合同,看到他們把國家義務貨幣化和「可預測化」(predictable) ── 之前他們不知道朝廷甚麼時候會來抓兵,到後來合同化之後,他們對國家的義務是可以預測的,這種策略跟現代人對市場的風險管理策略(risk management strategy)其實很相似。此外,他們被管治的藝術看似沒有國家的參與,都只是兩個家族之間的網絡關係,但實際上國家的政治一直存活當中。

第二個是關於一位東南沿海衛所司令官的故事。當衛所之職已經是第七代了,但他的作為不單只是為了國防,打敗倭寇之後,還經常將沒收到的戰利品賣出去。換句話說,他既是軍人,也是商人。更有趣的是,作為海防司令官,他跟倭寇首領的妹妹發生了關係,還送她很多禮物,而那些禮物其實就是打仗「贏回來」的戰利品!歷史上這種「兵賊一體」的情況,在明代東南沿海地區都常見發生。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我們可以說軍戶對海上貿易有幾方面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首先,當時沿海地區唯一能造船的就是衛所,所以它就是海事科技的中心。而最主要的優勢是海防軍隊都是軍戶本人的親戚,他們都知道甚麼時候會宵兵,甚麼時候會巡海。現在我們都知道,倭寇當中其實不全是日本人,很多就是沿海地區的貧民,甚至當時的海軍當中也有是倭寇的。這些人利用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來圖利,因為他們跟國家有關係,他們就可以賺錢。他們被管治的藝術的重點,就是懂得「玩兒國家」,怎樣利用國家來得到利益。

第三個故事始自明代,歷滿清而延續至今:今天,泉州湖頭鎭侯山廟主要拜兩個神,即「英武尊王」和「玄天上帝」。侯山廟每年都有廟會,但每個村落參加的廟會都不一樣,為什麼呢?經過長時間收集族譜資料,宋教授發現最早搬入湖頭的是一個姓連的家族,祖先八郎公把自己敬拜的「英武尊王」也帶過來,那就是侯山廟最早的來歷。到了明初,湖頭鎭亂起來了:軍隊大量遷入當地屯田,他們不單搶地,更可以說是「搶廟」,把他們拜的「玄天上帝」也移入侯山廟供奉,而當時的政府也特別支持「玄天上帝」信仰。之後的兩百年,就是原住民跟新來的特權階級(軍隊)的爭權過程。兩百年後,「當地人」重建了這座廟,請了一位狀元來寫紀念碑文,說這個廟原來就是拜「玄天上帝」的。宋教授從族譜資料查知負責重建工作的是屯軍的後人,這個碑文就是地方勢力競爭的象徵,碑文就是要把原住民的歷史刪除。清乾隆年間,原住民的後人也請了一位名人來寫紀念碑文,說明這個廟是為「英武尊王」而建的,但是祂也容許「玄天上帝」留下來作客。這就是原住民嘗試改正新移民的錯誤理解,也反映出日常政治怎樣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和網絡。

宋教授的總結很精彩:中國人有句話是「天高皇帝遠」,以上幾個故事告訴我們「天高,皇帝不遠」。如果皇帝太遠,那些策略是做不到的;皇帝在,才有機會這樣「玩兒國家」,這就研究被管治的藝術的有趣之處。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必須看出「政策」和「對策」是分不開的,雖然只是一些地方性的對策,但是需要有被管治的藝術,想辦法時就需要拿揑好「玩兒國家」的這個概念;明代的地方存在這一種日常政治,十分普遍。我們可以進一步考慮,這能否跟其他早期現代帝國(early modern empires,例如俄羅斯帝國)作比較 ── 早期現代帝國希望國家制度滲透到地方社會,從社會拿取資源,但實際上難以完全滲透,政府控制社會的力量遠遠沒有現代的制度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玩兒國家」的可能性就提高了。「政治現代化」無論在中國或西方社會都強調要減少這種「玩兒國家」的可能性,但宋教授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樣走下去只會是一個法西斯國家的路線。

怎樣透過這些故事觀照當代中國呢?宋教授說,他每次到內地演講,同學們都非常清楚「玩兒國家」是甚麼意思,例如轟動中外的遠華集團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透過制度套利(「玩兒國家」)非常明顯的例子(賴也是泉州人);又或是那些藉著搞房地產而富甲一方的人,他們在計劃經濟的狀況下利用特權收買土地,然後用更高的價錢在市場經濟將土地賣出去,就是制度套利。這算不算是超越時代的「被管治的藝術」?

國家制度雖然規範著老百姓的生活,但並沒有決定了他們怎樣生活。宋教授給大家的反思問題是:老百姓如何與國家制度互動?有甚麼資源可以動員來處理他們跟國家的關係?老百姓複雜的策略,反映了他們並非簡單地順從或違抗朝廷,而是在皇朝統治下鑽營、博奕,盡量減低成本並獲取最大的利益。對中央政權而言遠在天邊的香港特區,對「被管治的藝術」又有多少認識和反思?

(本文只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大中華研究中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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