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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模式的先聲 “文化智商” 領先的鄂圖曼帝國為何衰亡(上)

作者:梁明德先生

“族群共融”、 “信仰多元”,似乎是新近的名詞。的確,這些口號都是針對過去一百年來屬於主流的 “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模式而提出的。 “民族國家” 的基因中包含對異文化的排斥,而數其最惡劣的代表,便是高舉日耳曼民族旗幟,清洗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納粹德國。如果說一百年前的閉塞的交通條件下, “單一民族國家” 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並且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幫助劃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國界,製造了捷克、波蘭之類的新民族國家,那麼在全球化的今天, “單一民族國家” 已經不可能實現。這是因為所有主要國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賴外來勞動力和專才,甚至需要容納難民。 “單一民族國家” 的咀咒,到今天還籠罩不少地區,比如執著於 “猶太民族國家” 定位的以色列,就一直找不到與巴勒斯坦人共處的良方。

實際上,一百年前在巴黎和會上,列強代表正是以 “單一民族國家” 為藉口,瓜分戰敗的多民族帝國 ── 德意志、奧匈和鄂圖曼帝國。要反思 “民族國家”,便需要考察這些一戰以前的多民族國家到底以甚麼方法,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內維持多元文化共存,而這個系統最後又是因為甚麼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遇上嚴峻挑戰,結果土崩瓦解。今天我們先看鄂圖曼帝國。

宗教多元確保鄂圖曼帝國繁榮穩定

鄂圖曼帝國 (即奧斯曼帝國) 在1300年左右由奧斯曼一世創立,是由突厥人 (今土耳其人為其分支) 建立的神權國家,蘇丹同為哈理發 (Caliph, 即伊斯蘭教宗)。鄂圖曼帝國在1453年征服了東正教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將之改名為伊斯坦堡。在19世紀以前,鄂圖曼帝國版圖涵蓋北非、中東和巴爾幹半島,西至摩洛哥,南至也們,東與伊朗接壤,北疆則在維也納久攻不下之後,止步於匈牙利,然後於歷次戰爭中被迫南移。鄂圖曼帝國因此管理著一個民族和宗教上極為多樣化的地區。根據可蘭經,猶太教和基督教由於與伊斯蘭教同源 (即舊約聖經),所以其教徒都被視為 “奉經民眾” (People of the Book)。帶兵攻入君士坦丁堡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決定不強迫異教人民改信伊斯蘭教,反而允許他們組成財政、司法和行政上自治的 “米利特” (Millet,“族群”),繼續與伊斯蘭教徒混居,並充分承認其文化差異。比如東正教徒所組成的米利特,其領導者仍然為該教的 “牧首” (Patriarch,等同教宗),繼續管理帝國內的東正教堂。非伊斯蘭教徒不受帝國司法系統管轄。各族群可以自辦宗教法庭,處理婚姻、遺產和民事訴訟等,印發經書和辦學、行醫的權利也不受干涉。由於伊斯蘭律法不允許異教徒開設新的教堂,帝國行政當局往往利用其神權,借哈里發名義,特許異教徒開辦教堂,反映鄂圖曼帝國處理文化問題的高度靈活性,以及行政人員 “文化智商” 的水平。不少在歐洲教廷苛政下無法生存的基督教宗派,比如聶斯脫里派 (Nestorian)、埃及科普特派 (Copt)、敘利亞教會和亞美尼亞教會,都在伊斯蘭帝國蔭庇下欣欣向榮。鄂圖曼帝國的開放和包容實在難能可貴。

異教徒也享有不少伊斯蘭教徒所沒有的權利。1492年,天主教徒統一西班牙,消滅南部的伊斯蘭教的安達盧斯公國 (Al-Andalus) 之後,下令驅逐境內所有猶太人。鄂圖曼帝國馬上派出艦隊,把猶太難民接走並安置於國內。愛琴海邊的薩洛尼卡 (Salonica,今希臘城市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 在17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都市。在鄂圖曼帝國,伊斯蘭男性教徒除非繳納特別稅款,否則必須服五年兵役,但猶太人和基督徒則免費免服兵役。即便如此,不少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主動參與軍隊。鄂圖曼近衛軍 “耶尼切里兵團” (Janissary Corps) 本來是由被擄走的基督徒男孩組成的奴隸部隊,但後來由於其社會地位大增,吸引不少基督徒參軍,“耶尼切里兵團” 也成為16世紀全歐洲最精良的步兵隊伍。多名猶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先後出任帝國首相。在1856年改革之後,當局按照 “帝國人口三分之一為異教徒” 的標準,規定公務員學院名額須有三分之一為非伊斯蘭教徒。帝國統治精英也擁抱多元文化,其口語混雜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詞彙、文法,貴族間的通訊和部分政府公文甚至是以法語寫就。Ōztürk (2014) 認為,多元政策確保了鄂圖曼帝國多年的強盛與活力。鄂圖曼社會的 “文化智商” 可謂冠絕全球。

從有到無 鄂圖曼帝國多元政治因改革而衰敗

鄂圖曼帝國在19世紀面臨歐洲帝國主義壓力和內部民族矛盾,走上 “維新” 道路,但這反而引起內部民族矛盾進一步擴大。鄂圖曼帝國在1536年與法國結盟,並於1673年路易十四在位時,允許法國教會在鄂圖曼帝國自由傳教。在米利特系統下,帝國內的所有異教徒都有自己的族群首領,但鄂圖曼帝國卻承認所有羅馬天主教徒受法國大使保護,擁有治外法權,不受國內司法管轄,結果鑄成大錯。1798-1801年,拿破崙為抗衡英國勢力,派兵侵佔埃及省、敘利亞省和馬爾他,最終在英國抗擊下敗退。1826年, “耶尼切里兵團” 叛變事敗,遭到屠殺。1830年,在英國、法國、俄羅斯三國干涉下,希臘成功獨立。同年,法國侵佔阿爾及利亞。1831-33年,鄂圖曼帝國與類似於朝貢國的埃及省,在敘利亞省 (今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 戰鬥失敗,敘利亞省割讓予埃及,在1841年才在歐洲列強干涉下得以收回。

在這些事件的刺激下,鄂圖曼帝國在1839年宣布 “坦至麥特” (Tanzimat, 意即 “改組維新” ),推動多項改革和建設,發展工業和教育,並受法國大革命和人權觀念影響,提倡 “鄂圖曼主義” (Ottomanism) 作為新國民身分,將伊斯蘭律法改為世俗法,甚至宣布同性戀無罪。司法改革意料之外的結果,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規定削弱了各族群原有的司法自治權,引起反彈。1856年英法兩國幫助鄂圖曼帝國在克里米亞戰勝俄國,但同時要求進一步保障基督教徒權益,協助基督徒中產階級壯大,開了干預鄂圖曼內政的先河。1876年,無能的蘇丹穆拉德五世 (Murad V) 被廢黜,取而代之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dul-Hamid II) 頒布帝國憲法,召開國會,然而候選資格包括要通曉土耳其語。不到兩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便因對俄作戰失利導致保加利亞獨立,而宣布解散國會,恢復專制統治,錯失通過民主維繫族群關係的良機。

此時的鄂圖曼帝國不僅要割地賠款,而且跟晚清中國一樣,負債纍纍,帝國財政稅收受列強指派的 “鄂圖曼債務管理局” 一群歐洲公務員所控制。鄂圖曼帝國內部瓦解的先兆,是在敘利亞省,其居民除伊斯蘭教徒外,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魯茲人。後者屬於什葉派分支,但教義深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伊斯蘭教正統接受。基督徒多為貧農雇農,而德魯茲人則不少是地主,族群與經濟分野不幸重合。在歐洲列強干預下,鄂圖曼帝國在1842年宣布將黎巴嫩劃分為基督徒北區和德魯茲南區,然而兩派仍然混居,且衝突不斷,至1860年5月終於爆發戰爭,德魯茲人在大馬士革等地屠殺上萬基督徒,最後法國利用 “基督徒保護者” 名義進行軍事調停,制止殺戮。在英、法、俄、奧、普五國干預下,黎巴嫩行政長官 (Mutasarrif, “穆塔薩勒夫”) 改由基督徒擔任,黎巴嫩行政局由十二人組成,各族群 (基督徒兩派、德魯茲、遜尼派、什葉派、東正教) 選出兩名代表。黎巴嫩於是進入 “分餅仔” 政治年代,各族群要通過攤分實際政治利益,而不是透過文化默契,來維持穩定關係。

在另一邊廂,亞美尼亞基督徒也耐不住了。1856年的鄂圖曼主義 “人人平等” 司法改革造成亞美尼亞人的不滿。但亞美尼亞人自己也不是鐵板一塊,其知識分子希望削弱在米利特系統中 “反動貴族” 和擔任神權、政權領袖的總主教 (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 的權力。1860年,在這些知識分子推動下,亞美尼亞米利特草擬了自己的憲法,並於1863年得到鄂圖曼蘇丹批准頒布,條款包括迫使總主教與新設的亞美尼亞民族議會 (Armenian National Assembly) 分享權力。結果是亞美尼亞總主教和上層貴族開始仇視鄂圖曼統治。1878年帝國議會解散後不久,亞美尼亞人便開始武裝起義,並得到俄、英等國的明暗支持,而亞美尼亞左翼份子也跟恩格斯等人取得連繫,開始向鄂圖曼帝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

鄂圖曼帝國
族群共融
信仰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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